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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影《我就要你好好的》剖析身心障礙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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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刊物pdf版的截圖

原文刊登於:元智全球在地文化報   障礙與社會  第55期  2016年10月
易君珊美國伊利諾州大學芝加哥分校障礙研究學(障礙藝術文化人文研究類)博士候選人

面對差異的焦慮
由於家族遺傳的關係,我先天四肢就各只有兩手指和腳趾;七歲那年,ㄧ位阿姨對我說:「每個人死時都是臭皮囊一個,妳別太在意(手腳缺少),我們都一樣!」十多歲時初經才沒來幾次,健康教育課雖有教,但我對自己陰道、子宮、卵巢的位置和功 能根本還沒完全搞清楚,導師把我個別帶開,莫名其妙地跟我說:「妳和別人沒有不同愛有很多方法,妳可以去領養小孩就好」小學時期八點檔「花系列」的電視劇描述女人愛情的辛苦、婚後又被惡婆婆嫌棄和虐待的劇碼,竟然呼應了大人對我手腳異樣的提醒:「好好唸書,以後長大選對象時別人才不會嫌妳。」聽這些話的當下,只是感 覺這些大人明明對著我說,但卻又欲言又止地像在說「別人」的「故事」。兒時回憶好像電影倒帶,剪輯這些記憶影像又再次重播時,我才發現:這些故事背後的訊息是在拒絕我異樣身體的存在。原來,在我還小、還不懂社會看待身心障礙的方式時,周圍人 給我的「輔導」原來已經建構在許多既有的刻板印象和預設立場。她們認為我無法接受自己(所以趕緊用死後的臭皮囊來鼓勵我?)。我的出現是「失序」的,她們早已隱隱構想我未來的感情路,她們心裡背負著「修正」的焦慮,還要用「發揮大愛領養小孩 」的說法來包裝「千萬別生殖繁養像妳手腳畸形的後代,製造更多『不正常』小孩」的恐懼。而我,也在眾人編織出的焦慮環境下成長。

《我就要你好好的》劇情敘述
「敘事 」(說故事)是人類存活必要的心理機制,透過「說故事」人們凝聚、創造、傳遞彼此認可的信念和價值。受到「健全主義」[1]的影響,「身心障礙」給人們帶來的焦慮經常隱晦地存在生活的小角落,為了解決觀看者遇到障礙者時內心喚起的焦慮與恐懼,「 說、編故事」就成了一個去除焦慮的工具。電影《我就要你好好的》正是這樣的範例。電影描述一位高富帥的男主角威爾因車禍失去頸部以下的功能,成為以電動輪椅代步的脊髓損傷者。威爾癱瘓後自暴自棄,躲在父母英國郊區的城堡豪宅整整兩年,足( 輪)不出戶,母親透過就業中心找來一位傻裡傻氣,又極度開朗樂觀的鄉下窮女孩小露來當看護。古靈精怪的她,使勁地讓威爾從一開始冷言冷語、憤世嫉俗的態度,重展笑容。小露陪威爾度假打開封閉的心門,她也因此也受到威爾鼓勵,開闊了原本平庸的 世界觀。就在兩人掉入愛的漩渦時,威爾卻跟小露說:「我不要妳錯過其他對妳好的人」,原來是威爾遇到她之前,答應家人會努力過六個月的生命後要到瑞士安樂死。雖有愛情的插曲,但這時劇本仍安排威爾還是決心要脫離「癱瘓的痛苦」、不要成為「麻 煩」拖累別人;同時也安排小露展現所謂「成全的大愛」以吻和擁抱和威爾道別。透過一片落葉掉落的鏡頭象徵威爾生命的終止,小露在巴黎閱讀威爾給她的訣別信,威爾把優渥的遺產留給小露,並要她勇敢地、好好地活下去。

愛情劇只是煙霧彈,包裝的卻是社會對障礙者的價值觀
這部片在台灣上映後,部分影評和網友從勵志與生命價值面來討論「樂觀生活」和「尊重生命」,其他卻一致壓倒性地從兩性關係與愛情來解讀這片的意涵,包含「只要高富帥,癱瘓沒關係,還是有妹可把」、「有『錢』人終成眷屬」、「究竟是同情還 是愛情」和「無私的真愛」等。甚至還有兩性「專家」從電影對話整理出「遇到一生真愛時會出現的五個表現」。以上現象值得提醒的是,電影之所以動人,演員外貌、演技、腳本、台詞、音樂、服裝、攝影鏡頭等都是設計來左右觀眾情緒的工具。尤其是商 業愛情電影,娛樂效益擺第一的前提下,編說故事的技巧只是要搭建一個逼真(make-believe)的假想情境,允許觀眾短暫脫離現實,透過劇情來滿足生活中無法真正得到的。就像表面上這部電影用催淚大法加持票房,帶給女性觀眾對愛情的無限憧憬,更透過遺憾情 節來進行情緒翻攪,隨著小露「無私成全」達到自我慰藉感的高潮。但,愛情的包裝也只不過是這部電影的煙霧彈。電影虛構的男女主角只是象徵物,最終目的是要再次建構、傳遞某種社會核心價值。這時需要思考的是: 劇本選用浪漫愛情來描述身障者的 生死議題,是為什麼而鋪陳?要催化哪款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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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還沒死」組織製作的抗議海報,海報文字:《我就要你好好的》只不過是利用身心障礙達到催淚效果的電影,誤導觀眾以為身心障礙者還是死了比較好。「勇敢地活著?」我們早已經勇敢活著了!圖片來源: NotDeadYet UK

身障故事被用來凸顯「健全人」存在的重要
這部電影改編自2012年的暢銷小說《遇見你之前Me Before You》。上映前立即引來眾多英美身心障礙權利社運團體的反彈與憤怒,分別相約在各城市電影院前進行集體抗議。受到爭議的是,劇本由健全主義角度出發,故事充滿對障礙者的迷思、偏見,並踩著刻板印象來弱化身障者的生命價值。「遇見你之前」指的是 遇見小露前那個憂鬱想死的脊損男,但威爾真的是這齣戲的重點嗎? 劇中小露奮力要解救威爾的死念;到最後她祝福威爾的死被視為無私的愛,甚至得到獎勵(遺產)。電影標語 #LiveBoldly「勇敢的活著」,並不是安排脊損者勇敢的活著,而最終成全的卻是「健全人」繼續留在這世間幸福。小露的角色正如障礙研究學分析電影再現障礙議題時典型的模式:「好手好腳的健全人」扮演了拯救者、英雄/英雌的角色;遇見障礙者後有了煥然一 新的轉變,然而身障角色的存在只不過是「敘事義肢[2]」用來輔助 (凸顯)「健全人」在協助身障者時象徵其高尚的道德,藉以鞏固「健全人」存在的價值。

「障礙」只是個人的?還是社會結構的?
劇情也不斷提醒對身體機能「完整的男人」的重視:「只想當那位與穿著紅洋裙的女孩一起去聽音樂會的男人再多幾分鐘就好」 劇本透過威爾假想繼續擁有「健全」身體坐在車上的這一景,帶著「去男性化(demasculinize)」的手法來貶視男性輪椅使用者的價值。有男人味的人,難道就不能是開電動輪椅帶伴侶去聽音樂的男人嗎?威爾說:「只想以過去『健全人』的模樣再去巴黎,得到法國 辣妹傳情眼光;不想要以脊損者的樣子去巴黎被計程車司機拒載、不想電動輪椅靠不近餐廳餐桌而電動輪椅充電器無法符合法國的插座」 這些台詞的設計皆讓人聽了大翻白眼!這部電影簡單透過高富帥的威爾訴說他不願意去巴黎的理由,不但忽視了障礙權利團體多年針對交通和餐廳的無障礙倡議,也藐視現實世界各國社運者對障礙者平權的努力。出國換個轉換插頭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但劇情卻將小小的轉換插頭也視為悲劇的一部分。 小說作者在撰寫小說時,偏頗地只選擇去醫院跟剛剛受傷的人對談。脊損者於創傷緊急期,遭遇身心巨大改變仍處於驚嚇(shock)中, 免不了會有極度恐懼、厭世的念頭,尤其沒有認識其他資深脊損者時,對於人生當然感到絕望渺茫。這也就是為什麼脊損傷後的心理社會調適需要有同儕團體的支持。若作者在寫小說前深入了解活躍社會的脊損者現況、以及障礙權利倡議團體,劇本就會有 截然不同呈現障礙議題的方式(但這腳本就不合乎商業電影的吸金策略了)。我們絕非要忽視脊損癱瘓者生理機能損傷在現實生活中需要面臨的挑戰、困難與軟硬體支持系統,但當小說、劇本沿用傳統醫療模式看待障礙者的方式,把脊損者個人身上的不方便 視為「問題」核心,便容易忽視了應檢討的是社會制度與環境的缺乏無障礙、歧視障礙者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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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波士頓Not Dead Yet 組織號召抗議團隊的網路宣傳照片(圖片來源: John Kelly)

我還活著!別把我演死!
電影界歷年來總是在重複傳達「身障人士不值得存在」的訊息:2004年《登峰造極》(Million Dollar Baby)描述女拳擊手重傷後失去脖子以下的身體功能,最後求助教練協助她拔掉呼吸器。事實上《登》劇本改編一位女拳擊手凱蒂‧達仁(Katie Dallam)腦傷的自傳,但直到今天,凱蒂仍活得好好的,電影卻把她悲慘的演死了,這般的「成全」死亡,讓全球衝破兩億票房,還拿下奧斯卡金像獎。同組製片竟然也透過《我》片,假「愛」之名,用浪漫愛情來包裝,但骨子裡卻是一部「障礙者應該要安樂 死」的宣導片。傳達了,即使找到愛,但死依然比坐輪椅好!戲劇的張力設計加深觀眾對身障的刻板印象和恐懼,極度浪漫化障礙者的死亡,對於大多數和身障圈毫無互動經驗的觀眾來說,也更會以為支持脊損者選擇自殺就是愛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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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蒂在工作室繪畫(圖片來源:Access Living

身心障礙倡議團體如何看待安樂死與脊損議題
美國 Not Dead Yet[3](還沒死!)社運團體認為,當社會缺乏對身心障礙者完整的支持體系時,這時的安樂死不能算是「自願性」的,因為障礙者生活的選擇是處於一個被剝削的狀態,因此,安樂死和醫療協助停止生命都是極為歧視的做法,憑什麼在此時高喊尊嚴的死去。Not Dead Yet脊損代表人約翰凱力[4]John Kelly)表示自己受傷後也得了憂鬱症,但身體機能損傷不是最大的問題,最令他憂鬱的反而是一夕之間原本擁有的社會參與空間和權利都被剝奪,完全失去原本一等公民的身份,但還好那時有其他脊損者給予的同儕支持。約翰說:「對於剛才變成脊損者的、仍 在調適損傷經歷的人來說,這部電影只會讓他們更加誤以為自己不該活著失去親人、哀悼孩子死亡的父母們,也都會經歷過悲痛 (grief) 療癒的階段,但人的韌性終究有『走出來了』的時候。同樣的,後天致殘的脊損者也ㄧ樣有韌性,尤其當周圍人給予愛、支持,有平等參與社會的機會時,同樣也可以有良好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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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上有約翰凱力的大頭照,文字:約翰凱力說:協助我們過生活,不要輔助我們死!難道你不想像我一樣好好活著(指變脊損者時),而要想尋死嗎? (圖片來源: John Kelly)

障礙者的死亡,化解社會集體的文化焦慮
今夏國際上一連出現好幾則身心障礙者安樂死的新聞:百萬人在英國BBC記錄片觀賞患有運動神經元病、選擇到瑞士安樂死的中年商人自己按下安樂死藥劑開關的那一刻。另一位美國患有漸凍人症的中年女士,在安樂死前和親友舉辦兩日的告別派對,新聞大 幅採訪。另一位十四歲女孩潔莉卡博倫Jerika Bolen)覺得肌肉萎縮症帶來太多的痛苦了,又她在學校人緣不好沒有朋友等,便提出合法安樂死的要求。她死前願望是參加高中畢業的舞會,但自己又不想再多活兩年;當眾人得知她的安樂死願望時,除了群眾募款舉辦舞會,當日竟有上百人願意出席做她的朋 友參與這個「送死」狂歡舞會,並選她為舞會皇后。網友紛紛以「有洋蔥」、「勇敢」、「祝福」、「解脫了」和「尊重生命」來回應這幾則新聞。幾日後,地球另一端的日本,發生了震驚國際的殘殺心智障礙者事件,兇手表達「殘障不存在最好」。當人 們震驚撫慰心痛的同時,不能說完全不意外會有這般「仇恨犯罪(hate crime)」的發生。相信也一定有些人口裡不說,但腦海曾默默的想「哎,這些憨兒也算終於解脫了。」

我和障礙研究學學者凱莉‧山道(Carrie Sandahl)認為,令人弔詭的是,人們會透過觀看身障者安樂死的電視電影、實際出席「送死狂歡舞會」以「慈悲處死」(mercy killing)的美名來支持身障者選擇自殺,還會為對方感到解脫(但她活著的時候卻沒有人願意和她做朋友)。當障礙者團體在拼命爭取基本無障礙環境的生活尊嚴,如,協助生活起居的個人助理、無障礙大眾交通藝文活動空間居住教育權、工作機會時, 卻鮮少受到同等的新聞版面和社會重視,反而經常引來政府、民間各單位主事者認為障礙者在吵糖吃、搶資源。這些「真實情境電視秀」實踐了優生學和健全主義的歧視主張, 當整體社會無法面對身心障礙的集體文化焦慮時,觀看者透過見證身障者的死亡 來處理內心的煎熬,看著障礙者死亡而去除內在的恐懼焦慮感。 友人提醒,《我》片中的威爾本來就有憂鬱症啊,精障者有自殺傾向不是很正常嗎?倡議者莎曼珊康納(Samantha Conner)表達「為什麼自殺防範的呼籲對一般人這麼重要,但障礙者的自殺卻被轟轟烈烈當作浪漫愛情最美好的結局?」

身障者要的是生前的尊嚴,而不是浪漫化的死亡
媒體、電影是散播價值和概念的利器,可以強化或弱化特定族群的形象和社會位置。錯誤的描述透過電影慢性入侵眾人對身心障礙的理解,這時不知覺地把歧視身心障礙的偏見也一併吃了進去。《我》片導演西亞‧沙朗克(Thea Sharrock受訪[5]時也表示:「這只是個虛構的故事,只是在講『選擇權』的重要性。」編劇喬喬.莫伊絲受Stylist雜誌[6]訪問時說:「這只是單一故事,就這樣而已,這部電影並不是告訴觀眾『該怎麼做』的指導手冊」。《我》片在台灣上映後不久,我的一位身障圈好 友轉述某位脊損者父親的心痛:幾年前兒子剛拿到機車駕照後立刻意外出了車禍,摯友也當場死亡。兒子自己這幾年心情極重度鬱卒、無法面對下半身癱瘓的人生突變。看了電影後竟受到啟發,上網搜尋自殺的藥物後,也透過網路購物買好了藥,仿照電影 的情節和父親說:只給自己活到年底。這部電影對觀眾的影響是什麼?它讓台灣這塊土地即將失去一位還沒有機會認識障礙社群、障礙文化的年輕人,它讓一位父親和母親即將背負著一輩子抹滅不去的痛。如果這部電影不是「身障者死亡指導手冊」,那是什 麼?

身心障礙者,我就要你好好的活下來
當人死亡時,英文會講“R.I.P.” 也就是“Rest In Peace”平靜的安歇吧。我所活躍的台美兩地身心障礙權利倡議圈中,這幾年密集的走了好幾位身心障礙者,有的是因為癌症等後天疾病、有的則是因為先天生理損傷,突然間終止生命,也有一位的確是自殺。美國障礙圈,有時把 R.I.P. Peace改成 Power(力量),表示死去的身障倡議者臨終時仍帶著力量(在力量中安歇)。同時指的是,身障者死去後留給後人的影響將延續對抗健全主義的行動力。但也有人說,身障者活著時都這麼辛苦面對社會歧視了,往生後還是單純地 Rest In Peace 吧!不論是Peace 或是Power,皆是目前身心障礙者在這社會求生的期待。活在這個對身心障礙充滿歧視的環境下,障礙者的生理與精神耗損量和凋零速度比一般人快轉兩倍以上。 「安樂死」不用在台灣合法,障礙者的生活就已經缺乏一份「安」、「樂」。身心障礙者要的是一個能有尊嚴地活的環境,而不是在第一時間把「有尊嚴的死」當慈悲的口號。我們不要只能等到死的那天,才終於得到平靜、力量。想想台灣本土的環 境制度與政策,其實和電影很像,用不同的藉口來包裝社會對待障礙者的方式。你我都是社會的一份子,未來也會面臨老化失能,我們皆有義務對障礙者的權利而奮鬥,也有義務對身邊的障礙者說:我就要你好好的!我們的人生只有一次,要一起活得精彩! 我們一起拒絕做健全主義的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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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和好友Carrie Caufman 在芝加哥某場活動巧遇,正好當日都用紫色來打扮自己!Carrie的身上總是搭配很有主題性、很有個人風格顏色的造型。身為脊髓損傷者的 Carrie 傷後積極參與障礙圈與同志圈的社會運動。是的,我們活得好好的!

[1] 健全主義,即視「身心健全」為標準的狀態為優勢,而對身心障礙者有所偏見與歧視。
[2]
延伸閱讀:《敘事的義肢與隱喻的物質性》(作者: David Mitchell and Sharon Snyder)收錄於《抱殘守缺》編者:劉人鵬、宋玉雯、蔡孟哲、鄭聖勳(2014年)
[3] Not Dead Yet
網站 http://notdeadyet.org/
[4]
延伸閱讀 http://www.fenwaynews.org/wpcontent/uploads/2016/07/ July_2016_screen.pdf
[5] http://www.hollywoodreporter.com/news/me-before-you-director-defends-899512 [6] http://www.wbur.org/hereandnow/2016/05/31/me-before-you

作者:二指3地

回到原點... 看好多、聽好多、摸好多、聞好多、想好多、感覺好多、動腦好多、睡不著好多、擁抱好多、愛好多、哭好多、吃好多、畫好多、縫好多... 還是回到原點繼續探索、思考吧... 我是, 很不愛動, 但動不動就很忙碌的障礙藝術文化(Disability Arts and Culture) 人+ 障礙研究學(Disability Studies) 博士班人。 大頭照圖: 這是一張自拍照片,我手拿著一個紅底白點點的手機、身穿黑底白點點的上衣,背後有白底紅點點的窗簾。對著鏡頭微笑。

2 thoughts on “從電影《我就要你好好的》剖析身心障礙議題

  1. 謝謝33分享 並提供給了一個思考觀念的方向
    讓我一同思考與瞭解並深入 影像所傳達的正反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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